厚德載物、明德弘道蘊含著中華民族希圣希賢的人格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崇德向善的價值傳統。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強調用優秀傳統文化正心明德。2023年6月2日，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將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肯定其對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我們應深刻領悟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進一步引導人們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動力和道德滋養。

一

厚德載物、明德弘道源出先秦經典，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意謂君子應當取法于地，以大地的敦厚之德包容萬物。明德弘道是對“明德”和“弘道”兩個觀念的組合，“明德”廣泛出現在《周易》《詩經》《尚書》《禮記》等經典文獻中，“弘道”則出自《論語?衛靈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明德弘道中的“明”“弘”均為動詞，意思是要人們彰明道德、擔當道義、弘揚正道。厚德載物、明德弘道共同表達了中華民族對道德的重視與推崇。

早在西周時期，中華文明就出現重“德”的傾向。殷商覆滅的教訓，引起以周公為代表的統治階層的強烈憂患意識。在《尚書》的《康誥》《召誥》篇中，周公提出“惟命不于常”的思想，認為天命無常，只有修德敬德、行善為民，才能保有天命；夏殷兩代“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而周文王能夠“明德慎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繼殷商而獲得天命。周人關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認識，將原本不可知的天命與現實的人的德行關聯在一起，賦予天命以明確的道德內涵。周人將道德引入政治，以道德解釋商周易代的政權合法性，并以之規范自身政治實踐，成為此后中國德治傳統的重要源頭。

春秋末期至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他們在反思西周禮樂和宗法制度流于虛文的基礎上，推動道德從與政治社會渾融一體的狀態中相對分離出來，產生明確深沉的道德意識。作為中華文化主干的儒家學說，是這一發展趨勢的典型代表。孔子貴仁，其思想以仁為核心。與前人僅僅將仁作為諸多德目之一不同，孔子將仁視作超越個別具體德性的至德、全德，視作人能達到的最高德性和應遵守的最高道德原則，認為“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是君子的立身之本，須臾不可離，殺身不可奪。孔子以仁為貴的思想對西周以來的諸多德目加以總結和整合，使仁成為代表各種德性的統一體。這一思想既指向政治領域，又包括個人領域。關于前者，孔子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繼續發展了西周敬德保民的政治傳統；關于后者，孔子提出“為仁由己”，認為“我欲仁，斯仁至矣”，將仁理解為個體普遍的道德本性。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兩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提出“仁政”“王道”“以德服人”，將仁的原則貫通于政治實踐，將德治與民本相結合，主張“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在強調重視民生的保民傳統下，進一步突出代表民意對政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提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把仁義禮智內在化，為道德尋求人心人性的內在基礎，認為追求道德的實踐就是復歸本性的過程。

秦漢隋唐時期，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建立并鞏固發展。為了與這套新的國家體制相適應，秦漢王朝先后推崇法家、黃老之學，直至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對策，才定儒學于一尊，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興辦太學，正式從國家層面確立了推崇仁義的道德取向。從漢到唐，國家不斷推動道德的制度化和倫理化，使其從儒家一家之學向社會正統倫理轉變。在倫理觀念上，董仲舒提出“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在教育制度上，大力興辦太學和地方官學，士子入學讀書，統一學習《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等經典。在選官制度上，兩漢舉孝廉，隋唐開科舉，儒家經義和道德要求成為選士標準。在法律制度上，忠孝入律，禮法合一。通過國家力量的倡導和扶持，道德教化遍及高門草野，崇善慕善成為上到公卿大夫、下到鄉曲百姓的普遍追求。

宋元明清時期，漢代建立的道德秩序與人倫規范雖然仍在延續，但是佛道二教的思想傳播以及晚唐至五代的政治動蕩使禮教傳統遭到很大沖擊。思想家們重新審視道德的哲學基礎，并自覺建構道德的形而上學體系。程朱理學主張“天即理也”，把“理”視作宇宙最高存在本體，而“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的社會道德原則，被認為是天理的呈現。他們主張“性即理也”，認為道德理性是人的本性，而它來自天命的賦予。這樣程朱理學就把宇宙的客觀規律、社會的道德原則和人的道德理性內在地統一于“理”。陸王心學反對將“理”視為外在客體性的權威，提出“心即理也”“心外無理”等思想，認為“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不能在外在事物上尋求“理”，“理”內在于人心之中，人心才是“理”的根源，是道德法則的根源，這樣就使人的道德主體意識進一步發展。無論理學還是心學，它們都一方面將道德從社會倫理規范上升為天理，認為道德原則與宇宙規律相貫通；另一方面將道德內化于人性和良知，重視道德自覺與內在自省，并最終形成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主要內容，以心性修養為重要基礎的人格追求。

二

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塑造了中華民族卓爾不群的精神風貌，積淀為中國人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品格。這一精神追求并非抽象的道德說教，而是深刻嵌入中華文明的政治架構、教化體系與人格理想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實踐范式。

塑造了德為政本的政治傳統。西周時期，中華民族就產生了以德配天的政治觀念，開創了政不離德的德治傳統。此后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相繼發展出“德政”“仁政”理念，初步形成了德治思想的理論形態。漢代樹立“以德化民”“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理念，將德治思想全面融入政治實踐。兩漢以后，歷代王朝雖治亂交替，但德治始終是政治理想的核心。中華文明的德治傳統反映了中華民族對政治與道德兩者內在關系的深刻認識。回溯歷史，周人在觀念上首次認識到道德是權力之外的一種強大力量，并將之引入政治生活，政治與道德實現初步結合。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深化了對政治與道德相結合的認識，不僅將德治作為保民的政治行為，還強調應當將禮樂教化作為治理的更高手段，將教化民眾作為政治的重要內容，將強化統治者自身的道德修養從而以上率下作為為政的重點方向。同時，他們將德治根據歸于人性，使政治行為在根本上被理解為人的道德意識的外化，從更內在的層面建立起道德與政治的關聯，極大豐富了德治的內涵。德為政本的傳統使中國古代政治在價值層面超越了治理本身，道德成為執政的方式、原則和追求的目的，為政治注入價值理性和人文關懷。從歷史經驗看，古代凡是德治昌明的時期，往往政治清明、社會穩定、民生安康；反之，德治廢弛易導致政治腐敗、社會動蕩、民不聊生。

涵育了德潤教化的文明底蘊。中華文明歷來重視教化，強調道德教化在社會治理中的基礎作用，認為道德教化優于刑罰強制，能夠從根本上塑造人心、淳化風俗；百姓僅僅服從于治理的社會是不完善的，百姓普遍接受教化、具有羞恥心和道義感，才是社會發展應該追求的方向。《禮記·大學》提出“止于至善”，清楚表明應當以求善作為社會發展的更高目的。《禮記·學記》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明確將教育教化作為治國的首要任務。在此影響下，歷代都十分重視德禮教化，“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成為治理理想。漢代興辦太學、地方官學，“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建立全國范圍的教育體系推行教化。隋唐科舉將儒家經義作為核心考核內容以及選士標準，唐代頒布官修《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為考試之準，引領社會風尚。宋明以后，士大夫階層自覺地在民間開展教化，鄉約、家規、族訓等蓬勃發展，推動道德規范下沉民間，成為官方德禮教化體系的有益補充。這種德潤教化的傳統，強調對百姓加以引導，使他們內在認同而非僅僅服從于外在強制；強調百姓不僅僅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有發展自我精神人格的需求，從而進一步規范了民間秩序、增強了文化認同。

鑄就了德以立人的內在追求。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格。《左傳》記載叔孫豹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將立德置于人生追求的最高位置。《禮記·大學》開篇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將彰明人內在本有的明德作為人生的最高綱領，因而人要努力的就不是向外窮索，而首先應當是自反自省。孔子強調人應當踐行“為己”之學，做到“為仁由己”。孟子區分“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認為功名利祿不可求而得也，可求并且可得的只有人先天具有的德性，從而人能夠自主的就是反求諸己，致力于自身人格的完善，實現“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這種反身自求以實現變化氣質、成為圣賢的思想，激勵人們產生了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陸九淵“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王陽明“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無一不表現出擔當的精神和無私的情懷。這種德以立人、道濟天下的品格追求，倡導每個人通過道德修養實現自我超越，在成就自我的同時成就他人與社會，直至今天依然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追求和精神世界。

三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穿越歷史長河而歷久彌新，既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密碼，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道德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公民道德建設，注重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應當深入挖掘中華傳統美德的時代價值，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成為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

這些年來，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取得顯著成效，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廣為弘揚，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不斷提高，道德領域呈現積極健康向上的良好態勢。同時也要清醒看到，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多元帶來的價值沖突、網絡時代信息碎片化對道德認知的沖擊、社會流動加速對道德約束的弱化等問題依然存在。一些社會成員價值觀扭曲，推崇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一些領域誠信缺失，假冒偽劣、欺詐失信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地方公德意識淡薄，公共領域和空間中存在不文明行為。這些問題如果任其發展，將侵蝕社會道德根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應植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一步將其融入法治建設、社會發展、日常生活，貫穿到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中。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統籌推進城鄉精神文明建設，深化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單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園創建工作，推動全民道德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不斷邁上新臺階。

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些帝國的崩潰、王朝的覆滅、執政黨的下臺，無不與其當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踐德有關，無不與其當權者作風不正、腐敗盛行、喪失人心有關。”廣大黨員、干部應不斷從中華傳統政德思想中汲取政德智慧和精神滋養，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在道德建設中為全社會作出表率。明大德，就是要堅守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守公德，就是要強化宗旨意識，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為民造福作為最大政績；嚴私德，就是要嚴格約束自己的操守和行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坦坦蕩蕩為官，以自身的道德力量感染親屬、帶動群眾，不斷激發全社會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這一時期心智逐漸健全，思維進入最活躍狀態，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加速興起，多元文化思潮交織碰撞，青少年極易受到潛在影響，如果不加以正確引導和長期教育，就難以樹立正確理想信念，甚至可能走偏。澆花澆根，育人育心，應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引導青少年善于從中華傳統美德中汲取道德滋養，從英雄人物和時代楷模身上感受道德風范，從自身內省中提升道德修為，不斷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豐富面向青少年的優質文化產品創作生產，開展形式多樣、健康向上、格調高雅的校園文化活動，潤物無聲影響塑造青少年的思想認知和情感人格，培養造就更多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